事件：2026年3月13日，《“十五五”规划纲要》正式发布，系统部署未来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重大战略与重点任务，并将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

　　《纲要》在重点任务部署顺序上作出结构性调整。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至首位，“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调整为第二位，“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前移至第三位。这一变化意味着政策逻辑由过去的“以技术突破驱动产业变革”，转向“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牵引、以国家创新体系为支撑、以数智技术为引擎”的系统工程，三者共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跃升。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在逆全球化大环境下，必须将技术转化为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产品，才能真正构筑国际竞争力。未来五年我国将更注重系统整合，同步优化传统产业、培育新兴支柱产业、布局未来产业；更强调基础设施建设由全面铺开转向成体系化、适度超前新阶段；更关注产业链安全稳定与自主可控水平，最终加快实现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

　　科技创新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未来五年我国科技政策重点将从能力建设走向体系突破：更强调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升级与创新能力系统化；更注重推进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保障技术自立自强、安全可控，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更重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进一步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

　　建设数字中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数字中国是中国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也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未来五年我国将建设重心转向“算力—算法—数据”三位一体的高效供给；以“人工智能+”行动打通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增长路径；建设包容审慎的制度规则体系，统筹发展与安全，推动数字中国从工程建设走向生产力重构。

　　投资建议：围绕“五大领域”把握确定性主线）人工智能全产业链：重点布局高性能算力、大模型降本增效、智能终端和行业智能体的规模化应用。（2）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卡点”，强调国产替代。（3）新兴支柱与未来产业：把握智能网联汽车、储能、新型光伏、机器人等扩张赛道，前瞻布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量子、6G等，加速形成商业闭环。（4）智能制造板块：关注伴随工业自动化设备需求提升、工业软件和工业互联网平台、智能制造系统集成与解决方案市场扩张的投资机会。（5）数智新基建：围绕战略矿产与高端原料国产化、绿电与算力协同等联动布局，聚焦数智新基建与融合升级。

　　2026年3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纲要》）正式发布，在重点任务的表述顺序上释放出清晰信号：相较以往更偏“创新先行、产业跟进”的发展逻辑，本轮部署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置于首位，“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紧随其后，“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由“十四五”时期的第四位提升至第三位，形成“产业筑基—科技攻坚—数智驱动”的递进链条。这种顺序变化的背后，是面对外部不确定性上升与国内结构转型加速的双重约束，政策思维由侧重“技术突破驱动产业变革”，转向“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牵引、以国家创新体系为支撑、以数智技术为引擎”的系统工程。其中，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安全可控的实体根基与规模化应用场景，决定新技术能否沉淀为可竞争的产品与产业生态；科技自立自强解决“卡点”“断点”的底层供给，为产业数智化升级提供源头活水；数字中国建设以“人工智能+”为关键抓手，推动效率跃升、模式重塑与价值链攀升。由此，三者共同指向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新范式。

　　“十五五”时期是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与“十四五”时期相比，当前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宏观形势发生了深刻演变，这是《“十五五”规划纲要》在总体布局上更加突出产业筑基、科技攻坚、数智驱动的重要原因。

　　从国际竞争环境来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大国科技博弈与竞争日趋白热化。高科技领域的“脱钩断链”和“小院高墙”现象频发，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面临的外部限制不断升级。这种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外部环境，倒逼我国必须优先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与自主可控。

　　从国内发展阶段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深度结构性转型期。过去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劳动力、土地和资本投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逐渐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和增长动能减弱等问题。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新动能。同时，经过“十四五”时期的研发投入与技术积累，我国科技发展正从“应用集成”迈向“源头创新”，产业发展也跨越了单纯“量的扩张”，进入迫切需要“质的提升”的新阶段。

　　正是基于上述宏观形势的深刻变化，《“十五五”规划纲要》在战略导向上做出了关键调整：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至重点任务的首位，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调整至第二位，“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由第四位提升至第三位。这一转变标志着我国从“以技术突破驱动产业变革”的政策布局，转向“以系统化的产业升级整合技术创新”的整体思维深化。在逆全球化大环境下，无论技术多么先进，必须将其转化为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产品，才能真正构筑国家竞争优势。因此，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化产业生态，成为了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实现中长期宏伟目标的战略枢纽。

　　《“十五五”规划纲要》从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自立自强、数字中国三个维度进行重点部署，其内在逻辑在于这三者之间存在着深度耦合、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构建科技、数字与产业三位一体的发展新范式，是“十五五”时期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具体来说，三者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形成“科技驱动数字、数字赋能产业、产业反哺科技”的良性闭环。

　　第一，科技自立自强是数智变革与产业升级的源头活水。人工智能、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等核心技术的突破，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底层基础设施与工具。没有自主可控的算力与算法，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流通与产业的智能化转型就无从谈起。

　　第二，数字要素是连接科技与产业的关键枢纽，深度赋能产业转型。在科技驱动下，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使算力成为普惠资源，数据要素市场激活了沉睡的数据资产。通过“人工智能+”行动，数字技术被系统性地注入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推动其实现效率提升、模式创新与价值链攀升，加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

　　第三，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科技与数字落地的关键载体，反向牵引科技创新。任何科技创新最终都需要在市场中检验和迭代。庞大且完备的产业体系为新技术、新模型提供了海量的应用场景与真实的市场反馈。产业升级过程中产生的真实需求与复杂痛点，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形成了“产业出题、科技答题”的机制，确保了研发资源的高效配置与创新成果的即时转化。

　　对比“十四五”与《“十五五”规划纲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呈现出“在演进中坚守定力、在延续中深化拓展”的总体格局，可以将其概括为：“五个不变”和“六个重点变化”。

　　《“十五五”规划纲要》延续“十四五”中的相关表述，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体现出实体经济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基础地位一以贯之。无论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还是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完善基础设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始终围绕一个基本判断展开：实体经济是国家竞争力和经济安全的根基，产业发展必须以实体产业能力为核心。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并明确要求“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虽然章节名称从“制造业发展”调整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但制造业的重要性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进一步被明确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支撑。例如，纲要提出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从政策表达看，两版纲要的基本判断是一致的：制造业仍然是产业体系的主体，是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技术能力和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十五五”纲要延续产业链安全和自主可控的目标。例如，提出继续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并推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虽然在具体措施上，《“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增加产业链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战略腹地建设等新的部署，但其根本目标继承“十四五”，即通过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关键技术水平，增强产业体系的自主可控能力。

　　《“十五五”规划纲要》延续“发展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这一总体思路，并强调通过强化源头技术供给、拓展应用场景、完善产业生态等方式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从产业布局看，尽管具体技术领域有所更新，例如增加了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生物制造、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方向，但其基本政策逻辑并没有改变。从“十四五”到“十五五”，国家在产业发展上的一个重要共识始终保持稳定：在巩固传统产业基础的同时，通过培育新兴产业和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不断形成新的增长动能。“存量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的产业发展路径，仍然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支点。

　　两版纲要都将服务业划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个重要板块，前者主要服务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后者主要满足居民消费和公共服务需求，这一“双重功能定位”保持一致。《“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同时强调要发展健康、养老、托育、文化、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业，以满足居民消费升级和公共服务需求。《“十五五”规划纲要》在服务业部分延续了这一基本定位，既继续强调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也继续推动养老、托育、健康等生活性服务业的供给扩展。

　　与“十四五”相比，《“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于产业发展的重心、政策发力的方式以及对风险和约束的认识，都在发生变化。“十五五”已经不再停留在“把体系搭起来、把产业做大”的阶段，更强调在已有产业基础上进一步强主干、调结构、提质量、保安全、育新势，以下五个方面表现得较为明显：

　　“十四五”对现代产业体系的表述，重点放在“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上，强调较为完整的协同体系，能够匹配“十四五”时期的任务特点，即一方面要把现代产业体系的框架搭建起来，另一方面要把科技、金融、人才等要素逐步嵌入产业发展过程。到了“十五五”，相关表述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即更加明确地提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提法说明，在经历了前一阶段的体系铺设之后，政策层面开始更加鲜明地强调先进制造业是带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力量。

　　“十四五”时期，针对传统制造业和原材料产业，政策重点主要放在改造提升上，强调的是智能制造、绿色制造、质量提升等内容，是十分典型的发展型政策逻辑，核心是通过技术改造和结构优化，解决产业“大而不强”、技术水平不高、质量效益有待提升的现实问题。近些年，一些行业在快速扩张中出现重复建设、低价竞争、同质化布局、资源错配等问题，部分领域甚至存在以压价换市场、以补贴换规模的现象。“十五五”增加治理类表述可能意味着产业政策开始更加重视行业运行质量和资源配置效率。未来对传统产业的支持，或许也会更加看重标准水平、技术含量、能效水平和市场秩序。

　　而到了“十五五”，在继续保留技术改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这些内容的同时，政策表述中明显增加了一批更有治理意味的内容，比如“强化国家标准引领”“严格安全、环保、能效、质量等规范管理”“推动落后低效产能有序退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健全产能监测预警机制”等。

　　“十四五”已经高度重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出“补齐短板、锻造长板”，强调关键环节自主可控、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关键环节留在国内等内容。“十四五”阶段的重点，主要还是围绕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和产业链薄弱环节展开，目标是避免“卡脖子”，提高产业链稳定性。

　　“十五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前推进，增加了“建立健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和关键产业备份”“建设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加强重要战略性矿产高质高效综合利用”等内容。“十五五”所强调的产业安全，逐渐从单纯的技术和链条安全，拓展到资源保障、区域布局、备份体系、物资储备等多个维度。这一变化说明，产业安全正在从“补短板”逻辑走向“构建综合保障能力”逻辑，更加强调整个产业体系在极端情况下是否有韧性、关键环节能否接续、战略资源是否可保障、重要产业是否有后备空间。

　　“十四五”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部分，已经提出了不少方向，如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以及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氢能与储能等，已经体现出较强的前瞻性，重点在于指出“未来值得布局的方向在哪里”。到了“十五五”，相关表述更往前走了一步。一方面，产业赛道更加具体，比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海洋经济，以及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生物制造、核聚变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另一方面，政策着力点也不再停留在“前瞻布局”四个字上，而是进一步强调源头技术供给、应用场景开放、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示范、可行商业模式探索以及相应监管规则建设。

　　“十五五”时期，不仅要知道“哪些技术重要”，还要解决这些技术怎样变成产业、怎样进入市场、怎样形成可持续增长点。因此，前期布局的很多方向，到了“十五五”阶段已经不能只停留在科研突破和概念验证，而需要尽快打通中试、应用、标准、监管和市场化环节。也正因为如此，“十五五”比“十四五”更强调场景、生态和规则，本质上都是为了缩短技术到产业之间的距离。

　　第一，基础设施建设的形态由单项设施推进转向全国性网络体系建设。“十四五”虽然也提出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综合交通大通道等概念，但整体上仍以分领域推进为主。“十五五”则明显更强调“网”和“体系”，交通上提出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水利上提出完善国家水网主骨架和骨干输配水通道，算力上提出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能源上提出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

　　第二，新型基础设施的政策定位有所抬升。“十四五”提的是“加快建设新型基础设施”，重点放在5G、千兆光网、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工业互联网、车联网等领域，旨在搭建数字基础设施的基本框架。“十五五”则进一步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并明确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智化发展”来推进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从政策表述上看，“加快建设”强调的是建设速度，“适度超前”强调的则是前瞻布局和提前储备，意味着新型基础设施不再只是跟随产业发展被动补位，而是要提前为下一阶段产业升级和技术迭代预留空间。

　　在产业升级方面，钢铁、石化、船舶、机械装备、轻工、纺织、建筑等传统产业将通过结构调整、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持续提升竞争力，同时推动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服务型制造发展。此外，先进制造业集群、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以及制造业卓越质量工程等，也将成为推动传统产业升级的重要载体。

　　在产业链能力建设方面，重点在于强化产业基础能力和关键技术体系建设。未来我国将通过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并通过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评估机制以及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和关键产业备份等安排，提升产业链稳定性和安全保障能力。

　　在产业治理能力建设方面，可通过产能监测预警、规划引导和产能调控等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并通过价格治理和行业自律规范市场秩序。同时，通过政策评估和退出机制推动产业政策更加规范化，并依托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制造业金融支持和人才支持计划，为产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在新兴产业方面，重点在于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和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并通过产业集群建设和应用场景拓展推动产业规模化扩张。同时，一批重点产业方向将加快产业化进程，例如国产大飞机规模化发展、北斗系统应用拓展、智能驾驶技术应用以及新型太阳能电池和新型储能技术发展等，这些领域有望成为未来新兴产业的重要增长点。

　　在未来产业方面，发展重点在于构建系统化培育机制。未来产业将围绕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以及第六代移动通信等前沿领域展开，通过布局未来产业研究院、概念验证中心和未来产业先导区等创新平台，加快技术成果转化，并通过示范工程推动应用落地。同时，可通过创业投资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为前沿技术产业化提供制度支持。

　　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发展重点在于科技服务、研发设计、知识产权服务、科技成果转化和检验检测认证等高端服务业，并通过建设工业设计中心、共性技术平台、中试验证平台以及质量基础设施等方式，提升服务业对产业升级的支撑能力。同时，金融租赁、物流仓储、人力资源等服务领域也将通过专业化发展进一步提升综合竞争力。

　　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重点在于补齐养老、托育、健康等普惠服务短板，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公建民营和民办公助等机制扩大服务供给。同时，通过社区集成服务模式以及品牌化、标准化发展，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形成新的增长点。

　　此外，还应进一步完善服务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包括放宽服务领域准入、推动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创新融资和用地模式、完善服务价格形成机制以及建立服务质量评价体系等。

　　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未来五年可围绕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设，加快推进“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和国家高速公路网建设，并推动内河航道升级、世界级港口群和机场群建设，同时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和国际运输通道网络。在能源基础设施方面，通过建设大型清洁能源基地、新型电力系统和智能电网，并推进新型储能发展，逐步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和油气“全国一张网”。在水利基础设九游科技施方面，要通过国家水网主骨架建设、防洪工程体系完善和水资源调配体系优化，提升水资源保障能力和防灾减灾能力。此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也将进一步提速，通过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并发展区块链网络、卫星互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同时推动交通、能源和水利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

　　在“十五五”规划中，科技创新被置于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其核心定位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一战略导向旨在通过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为塑造新质生产力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从《“十四五”规划纲要》到《“十五五”规划纲要》，我国科技创新战略在总体方向上保持了较强的连续性，体现出国家在科技发展问题上的长期战略定力。总体来看，无论是战略目标、重点领域、基础研究布局，还是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方向，两份规划均保持高度一致，在延续既有战略框架的基础上持续深化推进。

　　第一，核心目标保持延续，科技自立自强仍是科技发展战略主线。两个时期均将科技创新置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并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推动科技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提出“以国家战略性需求为导向推进创新体系优化组合”，并强调“在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基础核心领域，制定实施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十五五”规划则进一步提出“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和产业链供应链薄弱环节”，并强调“突出国家战略需求，扎实推进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可以看出，科技创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总体定位保持稳定，科技自立自强仍是贯穿两个五年规划的核心目标，也显示出在复杂国际环境下对科技安全与自主能力的持续强化。

　　第二，关键技术攻关方向保持聚焦，持续突破“卡脖子”领域。两个时期均将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任务，并聚焦战略性前沿领域和关键产业环节。“十四五”规划提出“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并强调“集中优势资源攻关关键元器件零部件和基础材料等关键核心技术”；“十五五”规划则提出“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同时部署“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等科技战略任务”。总体来看，技术攻关方向保持高度延续，持续围绕关键产业基础与战略前沿领域推进自主突破，体现了国家对战略性必争领域的长期坚守和持续投入。

　　第三，基础研究的战略地位持续强化，夯实科技创新源头能力。基础研究在两份规划中均被视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根基。“十四五”规划提出“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并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提高到8%以上”；“十五五”规划则进一步提出“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并鼓励开展“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推动“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明显提高”。这种对基础研究的长期重视，彰显了国家筑牢科学根基、追求原始创新的战略耐心。

　　第四，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方向保持连贯，持续为科研人员松绑。在科技治理体系方面，两份规划均强调通过制度创新释放科研活力。“十四五”规划提出“赋予科研人员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并推行“技术总师负责制”“揭榜挂帅”“赛马”等制度；十五五”则在继承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要求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并扩大经费“包干制”范围。这种制度设计的连贯性，体现了国家对科研规律尊重、对人才价值认可的一贯立场。

　　在保持总体战略方向稳定的同时，《“十五五”规划纲要》在科技创新领域呈现出一系列明显的结构性升级。与“十四五”相比，其政策重点更加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与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体现出我国科技发展阶段从“能力建设”向“体系突破”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战略科技力量的体系重构：从“多点发力”到“协同定位”。在创新力量布局上，“十四五”侧重于“加快构建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战略科技力量”，强调“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优化提升创新基地”“推进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业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呈现出多点发力、各自建设的状态。而“十五五”则进一步要求“优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定位和布局”，明确国家实验室的“龙头”作用、“加强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加快国家科研机构布局调整和优化重组”，并强调“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提升整合创新资源、构建产业生态能力”。这种从“多点发力”到“协同定位”的转变，意味着国家创新体系正从要素叠加走向系统集成，追求整体作战能力的提升。

　　第二，攻关任务的紧迫感升级：强调打好核心技术攻坚战。“十四五”侧重于“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调“瞄准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呈现出全面布局、多点开花的态势。而“十五五”明确提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要求“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等重点领域取得“决定性突破”，并“超前部署面向2035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打好核心技术攻坚战的表述，意味着科技创新进入了啃硬骨头、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攻关任务的目标从“有”转向“优”，从“追赶”转向“突破”。

　　第三，企业创新地位的质变：从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十四五”以“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为目标，重点在于支持行业龙头企业联合高校院所共建产业创新中心，发挥大企业引领作用，支持中小微企业成长。而“十五五”明确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为核心，要求“建立健全项目、平台、数据、人才等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的政策体系”，并在技术路线制定、攻关任务推进、参与单位选择和经费使用分配方面赋予牵头企业“更大自主权”。这一变化标志着企业从创新的“参与者”升级为创新的“组织者”和“出题人”，真正成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核心力量。

　　第四，教育科技人才的系统集成：从“分论”到“一体”。“十四五”将“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与“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作为独立章节，科技和人才政策呈现“分开表述”的状态，虽强调人才培养，但更多作为科技创新的支撑要素。而“十五五”专门设立“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章节，强调“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格局”。从“分论”到“一体”的转变，意味着国家将教育、科技、人才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力求通过系统集成产生协同效应。

　　第一，围绕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应进一步完善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科技攻关体系。在新型举国体制框架下，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战略必争领域，强化需求导向的科技攻关任务组织机制，完善“揭榜挂帅”“赛马”等科研组织方式，推动跨领域协同攻关。同时，加强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等前沿领域布局，建立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强化前沿技术预测预见。进一步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完善多元化投入和长周期资助机制，鼓励开展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提供源头支撑。

　　第二，围绕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应加快构建协同高效的科技创新组织体系。优化国家实验室、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的创新布局，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科研经费管理机制，扩大科研经费“包干制”范围，提升科研组织效率。同时，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科研条件建设，推动科研资源开放共享，并通过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深化国际科技合作，形成开放协同的国家创新体系。

　　第三，围绕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应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加速集聚。提高企业在国家重大科技创新决策中的参与度，支持企业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并推动科研平台、数据和人才等创新资源向企业开放。鼓励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同时，完善科技金融、创业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体系，为企业创新提供稳定制度环境。

　　第四，围绕夯实创新发展的基础支撑，应推动教育、科技和人才发展一体化改革。建立教育科技人才统筹推进机制，加强资源配置和政策协同，优化学科专业结构，超前布局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关键领域学科。深化人才评价与激励机制改革，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并完善国际人才引进制度，吸引全球优秀人才参与我国科技创新发展。

　　对比“十四五”与“十五五”，我国数字中国建设呈现出“在演进中坚守定力、在延续中深化拓展”的总体格局，可以将其概括为“三个不变”的定力与“四个重点变化”的升级。

　　一是坚持以数字技术全面赋能实体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不变。我国将数字中国战略作为一项系统性的国家工程，强调数字技术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并重视其与实体经济、社会生活、政府治理的深度融合。“十四五”“十五五”均强调建设数字社会与数字政府，其核心逻辑都是利用数字技术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和治理模式，体现了国家以数智化促进生产方式深层次变革和生产力革命性跃迁的战略定力。

　　二是坚持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战略地位不变。两期规划都高度重视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通过“建制度”推进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与市场化配置。随着数字中国建设有序推进，部署数据要素的具体措施从“十四五”时期的“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市场规则”“探索政府数据授权运营”，演进为“十五五”时期的“完善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象征着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已取得初步成效，未来其作为数字中国建设底层基础的本质仍将持续。

　　三是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底线思维不变。数字技术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还是风险的“放大器”，随着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也必须警惕其可能存在的风险。例如，数据一旦泄露或被滥用，将直接威胁公民隐私、企业商誉乃至国家安全；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带来了虚假信息泛滥、算法歧视、深度伪造诈骗等治理难题。对此，两期规划始终坚持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确保数字中国建设行稳致远。

　　一是底层驱动力进一步深化，从“通用数字技术”转向“算力、算法、数据”的高效供给。“十四五”强调“关键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如高端芯片、操作系统、云计算、区块链等，内容相对宽泛。而“十五五”则高度聚焦于人工智能的三大核心要素，首次在五年规划中提出“强化算力算法数据高效供给”，标志着我国数字中国建设重心已从关键技术转向孕育技术的基础要素底座。

　　二是赋能模式全面升级，从“数字化转型”全面迈向“数智化转型”。“十四五”时期的核心关键词是“数字化”，强调“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这一概念在“十五五”时期全面升级为“数智化”，提出“全方位推进数智技术赋能”。通过在数字化基础上进一步叠加智能化，以数字智能技术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将AI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

　　三是监管与治理体系迭代，从“互联网平台监管”拓展至“AI全生命周期与敏捷治理”。“十四五”时期，监管重点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平台经济监管”“反垄断”以及基础的网络安全保护。“十五五”时期，面对生成式AI带来的新挑战，监管重心大幅向新技术新业态倾斜，明确提出“完善人工智能领域法律法规”“推动建立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风险管理制度”，以更加前瞻的治理思路，为新业态发展保驾护航。

　　四是国际合作重心转移，从“网络空间基础治理”迈向“数智前沿领域规则共建”。“十四五”时期，国际合作的视角主要宏观地聚焦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侧重于传统的互联网治理体系和基础的数字援助。“十五五”时期，国际合作全面转向“数智领域”，明确提出探索建设“离岸算力设施”和“数据跨境流动服务基础设施”。在国际规则制定上，精准聚焦于“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框架”和“数据跨境流动”，并特别强调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展现出我国在引领全球数智化发展规则上的主动性与领导力。

　　为系统破解数据要素流通、安全治理与人工智能发展等关键挑战，“十五五”《纲要》围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出了系统解决方案，其战略部署可概括为以下四大实践路径：

　　第一，构建普惠高效、绿色协同的算力供给体系。一是统筹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重点推进国家枢纽算力集群、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目前我国智能算力占比已突破80%，算力底座支撑能力持续增强。二是以算力租赁、政府购买服务等模式推进算力市场化建设运营和普惠化，降低中小企业用算成本。三是推动绿电与算力协同布局，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体系，培育自主可控软硬件生态，我国国家级绿色数据中心累计已达246个，算力绿色化水平稳步提升。

　　第二，构建技术突破与应用迭代双向驱动的模型算法创新体系。一是突破人工智能基础理论与核心技术，强化“模芯云用”协同创新。二是构建任务导向、灵活授权、跨域协同的算法创新组织模式，推动通用大模型与行业专用模型双轨发展、场景化迭代。三是布局多模态、具身智能、群体智能等前沿方向，健全模型能力评估体系。

　　第三，构建资源开发、制度建设、市场流通的数据要素全链条价值体系。一是构建国家数据资源体系，建立全国数据资源“一本账”与统计调查制度，打造重点领域高质量数据集，深入实施“数据要素×”行动。二是落地数据产权、流通利用、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四大基础制度，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三是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加快完善交易规则，推进可信数据空间建设，打通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核心堵点。

　　2.以“人工智能+”行动为核心，打通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增长路径

　　第一，做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赋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一是发展新一代通信技术、云计算、区块链等产业，提升高端芯片、光电子器件、基础软件、工业软件等核心环节技术水平，推进国家人工智能创新高地与应用中试基地建设。二是推进制造业“智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当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集成级及以上占比已接近42%，工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稳步提升。三是针对农业，加快生物育种、生产管理、疫病防治等场景的数智化升级；针对服务业，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在软件信息、金融商务、交通物流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带动我国一二三产业数字经济渗透率持续提升。四是推进开源体系建设、完善开源运行机制，健全中小企业数智赋能服务体系。

　　第二，拓展数字经济增长新空间，释放内需潜力。一是以“人工智能+消费提质”培育新增长点，开发提效型、陪伴型等智能原生应用，发展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终端，拓展智能消费新场景。二是以“人工智能+民生福祉”落地教育、医疗、养老、文旅、就业等领域数智化应用，助力公共服务均等化，释放长期消费潜力。

　　第三，打造数字经济发展的高效政务环境。一是完善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进政务数据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区共享。二是稳妥推进政务领域AI大模型部署，深化AI在市场监管、安全治理、生态环保等领域应用，打造适配数字经济发展的高效政务环境。

　　第一，健全人工智能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治理体系。一是完善AI领域法律法规、伦理准则，健全算法备案、透明度管理、安全评估等核心制度。二是明确AI生成物权利归属与相关主体权责，明确创新发展的制度边界。三是推动建立AI全生命周期风险管理制度，构建技术标准研制调整、技术应用分级管理机制。

　　第二，统筹平台经济创新发展与规范监管，维护数字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一是统筹平台经济创新与健康发展，强化平台企业数据、算法、流量、规则监管。二是依法打击数据滥用、深度伪造、隐私泄露等违法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数字市场环境。

　　第三，完善数据全流程安全防护与合规管理体系。完善数据全流程管理规则，实施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平衡数据要素流通利用与安全保护。

　　第一，加强人工智能全球合作引领。一是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搭建“一带一路”AI多边合作平台。二是参与全球AI监管框架、技术标准、伦理规范制定，构建面向全球的开源技术体系与社区生态。

　　第二，推动数字经济领域产业务实合作。深化电子商务、数字支付、智慧城市等领域国际合作，探索建设离岸算力、数据跨境流动服务基础设施，推动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全球化布局。尽管近年来全球限制数据跨境流通的政策数量持续增加，但全球数字服务贸易规模仍保持稳步扩大，为相关国际合作带来了广阔机遇。

　　第三，深度参与全球数字治理。积极参与人工智能、数字货币、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国际治理，推动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领域规则互认，构建共赢的全球数字生态。

　　“十五五”是我国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规模与质量双重跃升的关键五年，结合《“十五五”规划纲要》战略部署，建议关注以下五大领域投资机遇。

　　人工智能产业链将成为未来五年最具确定性的科技投资主线。它既是“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的主战场，也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最佳实践场。随着人工智能从模型突破进入规模化应用阶段，产业发展正从“单点技术突破”转向“全产业链协同扩张”，投资机会将覆盖从底层算力基础设施到上层应用生态的多个环节。

　　一是制造端攻坚领域，先进制程的产能爬坡、成熟制程的特色工艺研发将成为资本开支重点。设备与材料领域将迎来“从0到1”的爆发期，特别是被“卡脖子”最为严重的高端刻蚀设备、薄膜沉积设备、大硅片等细分赛道。二是架构创新领域，随着摩尔定律放缓，先进封装和异构计算成为提升芯片性能的关键路径。这一领域不仅是技术突破的重要方向，也是中国绕过整合现有产能的优势赛道。三是算力基石领域，人工智能发展对算力提出高需求。高性能计算芯片以及与之配套的高带宽存储，将成为未来五年最具战略价值的硬件资源。规划中“强化科技基础条件自主保障”的政策导向，将直接推动这一领域的国产化进程。

　　过去两年，行业焦点集中于大模型的参数竞赛和对话能力优化。未来五年，随着“加快攻关成果应用和产品迭代升级”的政策引导，投资机会将从单纯的模型技术转向“模型即服务”的生态构建。重点投资方向可考虑如下：一是基础大模型领域，少数头部企业将继续在通用大模型上投入资源，竞争焦点将从“能力”转向“成本”和“效率”。推理成本的指数级下降将是人工智能大规模普及的关键突破点，这将催生对模型压缩、高效推理引擎等技术的投资需求。二是垂直行业大模型领域，规划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金融、医疗、制造、交通等行业，拥有行业know-how和高质量数据的企业，将有机会打造专属的行业大模型。这些模型追求在特定场景下的“精准可靠”，其商业闭环更为清晰。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从技术走向产品、从云端走向终端的过程，正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环节。重点投资方向可能包括：一是重塑硬件入口的智能终端领域。人工智能手机与个人电脑领域将是未来几年最大的存量替换市场。具备本地大模型算力、能够运行智能助理的手机和电脑，将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智能汽车领域，自动驾驶向更高阶演进，智能座舱成为“第三生活空间”。规划中“新能源”作为战略前沿，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将催生“软件定义汽车”的终极形态。新兴终端如人工智能眼镜、人工智能耳机、智能机器人等新型终端，将随着大模型的轻量化而迎来爆发。这些设备背后的传感器、边缘计算芯片、微型电机等领域将充满投资机遇。二是变革软件形态的智能体领域。企业级智能体，如在办公软件、客户服务、软件开发等领域，智能体将极大提升生产效率。规划中“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的政策，将促进人工智能企业与传九游科技统行业巨头合作，共同开发能解决实际生产痛点的智能体应用。未来的操作系统可能不再是简单的图形界面，而是由智能体驱动的交互中心。个人智能助理也可能重塑整个软件生态，催生新的平台级投资机会。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领域不再追求单纯的技术追赶，而是上升为国家意志驱动的确定性赛道。这些领域普遍具有高门槛、长周期、强政策驱动、全链条协同的特征，既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压舱石，也是未来五年最具战略价值的投资方向。

　　“十五五”规划将工业母机与集成电路并列，纳入“全链条推动取得决定性突破”的重点领域，凸显了其在国家战略安全中的核心地位。当前，我国在中低端机床领域已实现较高国产化率，但在高端五轴联动数控机床、高精度磨床、超精密加工机床等领域仍高度依赖进口，是典型的卡脖子环节。重点投资方向包括：一是五轴联动数控机床，作为高端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军工、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加工领域。具备五轴联动核心技术、自主数控系统研发能力的企业，将是本轮攻坚的核心受益者。二是高精度数控系统与伺服驱动，数控系统是机床的“大脑”，也是我国工业母机领域最薄弱的环节之一。规划强调“全链条推动”，意味着不仅关注主机厂，更将向上游核心零部件延伸。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数控系统、高精度光栅尺等企业，将迎来进口替代的历史窗口。三是高端磨床与特种加工机床，随着新材料、新工艺的涌现，针对硬脆材料、复杂型面的高精度磨床、电火花加工机床、激光加工机床需求持续攀升。在细分领域具备技术专长、能够解决特定加工难题的企业，具备高成长潜力。四是机床刀具与关键功能部件，刀具是机床的“牙齿”，其性能直接影响加工精度和效率。高端刀具长期由国外巨头垄断，国产替代空间巨大。此外，精密主轴、滚珠丝杠、导轨等关键功能部件，同样是产业链自主可控的关键环节。

　　长期以来，我国高端科研仪器进口占比居高不下，在质谱、色谱等领域，国外头部厂商占据绝对市场份额。因此重点投资方向可包括：一是质谱与色谱分析仪器，广泛应用于生物医药、环境监测、食品安全等领域。具备核心离子源、质量分析器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有望在国产替代浪潮中占据先机。二是电子显微镜与表面科学仪器，这是材料科学、纳米技术研究的核心工具。扫描电镜、透射电镜等技术壁垒高，但一旦突破将带动整个下游研发体系的自主化。三是光谱与光学成像仪器，在临床诊断、工业检测领域应用广泛。随着国产激光器、光学元件性能提升，国产光谱仪器正逐步从低端向中高端渗透。四是工业自动化检测仪器，智能制造对在线检测、无损检测提出更高要求。机器视觉检测、X射线检测、超声波检测等领域的国产替代空间广阔。

　　基础软件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工业软件等，是数字经济的根技术，也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底座。重点投资方向可考虑：一是工业软件，研发设计类、生产管控类、经营管理类工业软件长期被国外巨头垄断。具备自主三维内核的CAD/CAE/CAM软件、能够替代国外高端产品的生产执行系统，将是政策重点支持方向。二是嵌入式操作系统与数据库，随着智能终端、工业互联网爆发，对高可靠、实时性强的嵌入式操作系统需求激增。自主可控的关系型数据库、时序数据库在信创市场具备广阔空间。三是研发设计云平台，规划鼓励“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工业软件向云化、平台化转型是大势所趋。具备云原生架构、能够提供一站式研发协同平台的企业值得关注。

　　从芯片制造到航空航天，从新能源到生物医疗，先进材料是贯穿所有战略性产业的“基础中的基础”。重点投资方向可考虑：一是半导体材料，大硅片、电子特气、湿电子化学品等，是集成电路自主可控的“最后一公里”。随着国内晶圆厂产能扩张，国产材料导入进入加速期。二是高性能复合材料，碳纤维、芳纶纤维、陶瓷基复合材料在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氢能储运等领域需求旺盛。具备低成本、大规模量产能力的企业将受益于下游需求爆发。三是先进金属材料，高温合金、钛合金、非晶合金等，是高端装备制造的关键支撑。在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深海装备等国家重大工程拉动下，相关企业订单确定性高。四是生物基与可降解材料，契合“双碳”目标和绿色制造方向，在包装、纺织、医疗等领域应用前景广阔。

　　生物制造是以合成生物学为核心的新型制造范式，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重点投资方向包括：一是合成生物学平台，具备基因编辑、菌种改造、高通量筛选能力的平台型企业，是生物制造产业的“芯片公司”。它们向下游输出“细胞工厂”，赋能多个应用领域。二是生物基材料，利用生物质或二氧化碳直接合成的高分子材料，如聚乳酸、丁二酸、戊二胺等，在可降解塑料、纺织纤维领域需求旺盛。三是精细化学品与中间体，通过生物发酵替代传统化工路线的氨基酸、维生素、抗生素中间体，具备成本优势和绿色环保属性。四是生物医药核心原料，培养基、酶制剂、药用辅料等生物医药上游核心原料，长期依赖进口，国产替代空间巨大。五是合成生物学装备，生物反应器、分离纯化设备、过程控制软件等，是生物制造产业化的“硬装备”，随着产业规模扩张或迎来发展机遇。

　　纲要明确提出打造一批“成长潜力大、技术含量高、渗透领域广的新兴支柱产业”，意味着战略性新兴产业将进入产业化扩张阶段。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储能、新型光伏电池以及机器人等领域。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动力电池、智能驾驶系统、车载计算平台和汽车电子将持续受益；在储能领域，新型储能技术及储能系统集成需求有望快速增长；在新型光伏电池领域，TOPCon、HJT、钙钛矿等技术路线仍处于产业扩张阶段；机器人产业则将在工业自动化升级和人工智能技术突破的推动下迎来应用深化。

　　纲要明确提出推进国产大飞机规模化系列化发展，并强化北斗系统创新应用，意味着航空产业链和卫星导航产业链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投资上可重点关注航空发动机、航空材料、机载系统以及卫星通信、导航终端等领域。与此同时，高端装备产业中的工业母机、关键零部件以及精密制造设备，也将受益于制造业升级和产业链自主可控要求。

　　纲要将具身智能、脑机接口、量子科技、6G等列为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并提出通过示范工程和研究机构推进产业培育。短期看，这些领域商业化程度仍然有限，但部分环节已经开始形成产业基础，例如具身智能相关的机器人控制系统、传感器和AI算法平台，量子计算设备和量子通信网络，以及6G关键技术研发和通信设备升级等。从投资角度看，上述领域更适合通过技术平台型企业或关键设备供应商进行前瞻布局。

　　制造业智能化升级需要大量自动化设备，包括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自动化生产线以及智能检测设备等。随着钢铁、化工、装备制造等传统行业逐步推进数智化改造，自动化设备渗透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特别是在高端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控制系统以及高精度传感器等关键环节，国产替代和需求增长将共同推动产业发展。

　　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并不仅仅依赖单一设备，而是需要整体解决方案，包括生产线改造、智能物流系统、数据平台以及工业AI应用等。因此，具备系统集成能力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企业，以及能够提供设备、软件和服务一体的综合供应商，将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获得更多机会。

　　数字中国建设对高端矿产资源、特色自然资源的需求持续攀升，叠加“空天地海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资源勘探技术的升级要求，重点关注三大核心方向：一是紧扣数字基建、高端制造的资源需求，核心布局锂、钴、镍、稀土、半导体硅料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探与开发产业；二是围绕算力集群、高端芯片配套，布局高纯电子化学品、特种金属材料、高导热节能建材、特种线缆等高端原料国产化产业；三是智能勘探装备、智慧矿山技术等数智化资源开发配套产业。

　　数字中国建设明确提出“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算力设施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对能源供给的稳定性、清洁性提出更高要求。同时“人工智能+能源”的深度应用将推动能源生产、调度、消费全链条升级。应以“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为核心，重点关注：一是风电、光伏、水电等清洁能源供给产业，以及配套发展储能设施、特高压输电等绿电消纳与输送产业；二是能源智能调控、智能勘探开采、新能源功率预测等能源数智化产业，以及算力-能源协同调度平台；三是节能算力技术、智能微网设备等能算一体化配套产业。

　　“十五五”时期基础设施建设以数字中国建设为核心导向，统筹推进算力基础设施、传统基础设施数智化升级、跨领域融合基础设施建设。应以数字中国算力底座建设为核心，重点关注：一是国家枢纽算力集群、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产业，配套高性能智算服务器、算力调度平台、高端芯片、基础/工业软件等自主可控软硬件产业；二是工业互联网、智慧交通、智慧农业等传统基建数智化融合产业；三是离岸算力设施、数据跨境流动服务设施等数字基建国际合作产业；四是算力市场化运营相关的算力租赁、智算云服务、数据中心托管等配套服务产业。

　　国内政策落实不及预期风险；对政策理解不到位风险；前沿技术发展路径不明晰风险。

　　本文摘自：中国银河证券2026年3月14日发布的研究报告【CGS-NDI热点洞察】产业筑基 科技攻坚 数智驱动——《“十五五”规划纲要》科技创新深度解读

　　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6到12个月行业指数（或公司股价）相对市场表现，其中：A股市场以沪深300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转让标的）为基准，北交所市场以北证50指数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恒生指数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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